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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中国偏见很多,我们需要更好解释社会主义性质

2019-11-06 07:59:15 | 来源:柘木信息门户网 | 热度:424 | 评论:0

70年来,大国复兴了。

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过去,国家和个人都走过了艰难、曲折、不懈的道路,其中有些道路值得在70周年之际重新思考。

为此,Observer.com推出了一系列关于“爱上中国70周年”的报道,采访从国外归来的海外学者。通过讲述个人故事和思维转变轨迹,它将从个人的生命历程开始,还原和讲述新中国的故事。

本文采访了美国归国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朱涵。20世纪80年代末,朱涵教授访问了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2011年,中国电力研究中心和尚道社会研究所在香港注册。他们是《中国道路的历史基因》的作者和《中国力量》的合著者。他们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了数百篇文章和专栏评论,如《秋实》、《红旗手稿》。

[采访/小婷观察网]

观察者:你什么时候出国的,中国的情况怎么样?你为什么选择出国?

朱涵:我在1989年10月来到美国,当时我大约35岁。出国前,我在四川师范大学教西方哲学。当时,我写了一些关于英国哲学和德国哲学的学术论文。至于我为什么要去美国,这不仅关系到当时中国的发展,也关系到我当时研究的专业方向。

改革开放后,全社会不遗余力地向西方学习,融入国际社会。我们所说的“国际”主要是指西方世界。然而,西方只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称。西方各国的发展模式有很大的差异,例如,美国和欧洲的差异很大。向西方学习,什么样的西方?这是个问题。

我们今天谈论的西方指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是一个包含差异的通用术语。今天的西方文明实际上由两个基本板块组成,一个是英美体系,另一个是欧洲体系。前者通常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集团,比如现在的五眼联盟。后者是一个以法国和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国家。除了近代地缘政治原因外,哲学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是主要原因。换句话说,英美国家和欧洲国家在思维方式和哲学上有明显的差异。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一直在对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进行比较研究,希望找出英、美、欧三国哲学思维模式中不同发展模式和不同政治行为的根源。

此外,当我研究美国的政治哲学时,我发现美国的保守党和自由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实际上有不同的意识形态渊源,与哲学有很大关系。尽管美国主要继承了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但自独立战争以来,美国一直受到法国普遍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影响。美国的自由民主党派深受欧洲普遍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影响。因此,简单地将美国政治文化视为英国政治文化的延续是不准确的。当时,我希望通过对共和党和民主党政治行为的分析来探索他们不同的意识形态传统。

当时我去美国主要是为了研究美国两党的政治以及美国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渊源。当我联系美国学校时,我把我的专业换成了政治哲学。我想了解美国的政治生态,并比较美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他们的哲学和政治分歧在哪里?我们对美国政治的误解是什么?

总的来说,按照西方标准,民主党在左边,自由党在左边,共和党在右边,保守党在右边。但是对中国来说,对左派和右派的理解与美国完全不同。美国右翼政客可能对中国有种族偏见,对中国文明怀有敌意。另一方面,左翼政治家希望用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改变中国。直接的目的是在中国发起一场“颜色革命”。包括今天中国对美国的游戏,它也面临着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对中国的不同政策。很难说哪个更友好。尤其应该避免的是,一些美国人认为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在受到批评时对中国有利。事实上,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指责特朗普发动了一场难以有效打击中国的贸易战。他们想以另一种方式袭击中国。中国人应该客观地看待美国的这些不同声音,并有一个整体的观点。

就我而言,我更倾向于哲学中的经验主义。我不太喜欢理性主义,也不太喜欢西方自由主义者或理性主义的普遍情感。我认为这是乌托邦主义的乌托邦。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主张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表明中国开始抛弃教条主义,走向经验主义,这是当时中国的历史需要。

朱涵,文扬,合著者,《中国力量》

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十年,当时的思想界也就如何进行改革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我曾在《中国力量》一书中谈到过这样一件事:

1984年我在中国师范大学的时候,学校邀请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朱德生教授做演讲。当时,他在讲话中批评中国改革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这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同情。他的话“我们不能总是靠摸石头过河”,在会上引起了热烈的掌声。我被这一现象深深感动了。我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落后于从事实际工作的一线实干家。同时,我也担心中国思想界的一些人已经进入了一个误区:许多学者没有认识到邓小平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改革。他们认为改革应该优先于理论而不是实践,政治而不是经济。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在中国越来越有影响力,这对中国非常危险。

我认为无论如何探索改革之路,中国首先需要的是稳定,首先进行经济改革,把政治改革的内容纳入经济改革的进程,是最安全、最合理的。如果中国像苏联一样,按照普遍理论框架系统地进行政治改革,希望在进行经济改革之前完成政治改革,这是本末倒置,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重大灾难。我的思维一直很保守,不喜欢自由主义或激进的“休克疗法”。我认为中国需要的是稳定和发展。

同时,我认为,当中国走出过去30年的发展模式和社会结构时,经济和政治是不可分割的,经济改革必然会包括政治改革。我认为当时中国经济改革的每一步都包括政治改革,因为政治和经济以前是高度融合的。例如,人民公社和国有企业都是经济单位和一流的国家权力。后来,取消人民公社和政企分开似乎是经济改革,但实际上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另一个例子是社会流动性。没有国家对流动人口政策的改革,劳动力就无法流动。因此,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本身就是一项政治改革。有人说,邓小平只改变了经济,而没有改变政治,这是不合理和不可信的。相反,脱离经济发展的纯政治改革风险极大,稍有不慎就会导致严重的麻烦。

观察网:出国后对你最大的冲击是什么?从国内外比较的角度来看,你认为当时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是什么?

朱涵:也许我的观点和许多人的不同。许多人来到西方时感到震惊。他们认为西方非常先进,中国非常落后。当时我没有这种感觉,这可能与我第一次去纽约市有很大关系。坦率地说,我对美国的第一印象非常负面。我认为美国非常复杂,我不喜欢美国。当时我去了纽约大学,在纽约市中心,但是那时纽约是什么样的?

在我离开之前,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经济濒临崩溃。全国各地的城市都在衰落。大量富人逃离了城市。这座城市是空的。当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去的时候,尽管布什政府正在逐步恢复这座城市,但它还远未恢复,城市的经历非常糟糕。所以我对纽约的第一印象很差。尽管机场后面的高速公路交通繁忙,但道路上布满了坑坑洼洼。纽约高速公路的路面非常差,这是一个长期现象,今天仍然如此。纽约有许多高楼,但我认为城市管理水平不如当时的中国。例如,城市安全,在1989年和1990年,一般人晚上不敢去曼哈顿中心。曼哈顿位于第八大道以西。黑人妓女早上站在街上。42街是一个红灯区。它又烂又破。每个人都有。此外,卫生条件很差,街道上到处都是垃圾。尽管经济看起来很繁荣,但社会却感到不安全和破败,远不如中国的北京和上海和平和谐。

20世纪70年代纽约的街道

美国给我带来的第二个负面冲击是贫富差距太大。富人和穷人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没有这个问题。在美国有许多地方你不敢进入。如果你进入,你可能无法出来,或者你可能被抢劫或杀害。而且,不是一个地方很危险,而是很多地方,没有人敢在晚上去。

适合美国贫富差距的是美国社会的分层。在我去美国之前,像许多人一样,我认为没有等级制度是美国的基本特征。西方学术界一直认为,美国作为一个没有封建传统的新国家,没有旧欧洲那样的等级制度。但是当我到达美国时,我失望地看到了事实。我想在这里谈谈我自己的经历。

当我到达美国时,我住在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边境地区。这个地区的治安很差,所以租金很便宜。当我从中国去美国时,美元和人民币的黑市汇率是1: 10,而中国普通大学教师的工资只有几十美元。当时,美国最差地区的单人房租金超过200美元,所以当你来到美国时,你只能在最便宜的地区租房,你必须工作才能生存。这与今天许多带着钱去美国学习的学生完全不同。

每天当我乘地铁去纽约大学的时候,我都会在地铁站方便地买到纽约地区的当地小报。但是我觉得很奇怪,我不知道这些地方报纸上的很多句子和单词。我心里很困惑。我认为图书馆里有许多书可以阅读。阅读这种报纸怎么会有困难呢?

一天,我问一位学校教授,一位非常著名的左翼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什么这些报纸如此难以理解?他一听到就笑了,然后告诉我,你怎么能看这种报纸?这些报纸充斥着俚语和俚语,报道各种各样的当地案例和流言蜚语。大学里的人从来不看这样低级别的报纸。我问他,我应该读哪种报纸最好?他让我读《纽约时报》,这是世界上最优雅和最有文化的报纸。《纽约时报》在政治分析、学术摘要、艺术报道和书评方面是世界一流的。当然,《纽约时报》的语言也是最标准的。教授说他每天最快乐的时光是坐在纽约大学旁边sohO街的咖啡馆里,下午浏览《纽约时报》。

在美国,不同阶层阅读的报纸也不同。

实事求是地说,他所说的没有错,符合事实。对美国学者来说,《纽约时报》和当地小报确实是高调低调的利比亚人。然而,当时我也认为,作为一个密切关注劳工运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在谈到资本主义贪婪时极度愤怒的左翼学者,在谈到下层阶级阅读的报纸时似乎有一种不屑的感觉,而在谈到《纽约时报》的优雅和情调时则有一种无法控制的快感。这似乎有点不协调。然而,这种不协调的感觉也过去了,然后我没有再去想它。但是接下来与《纽约时报》相关的两件事加深了我对美国社会的理解。

由于《纽约时报》是一篇高调的文章,我也开始每天阅读《纽约时报》。每天当我从纽约大学回家时,我都会在地铁站买一本《纽约时报》,因为《纽约时报》不会在我租房附近的报摊上出售。一天,我带着《纽约时报》回家,这时我遇到一个西班牙人,他要我向他要5元钱买些吃的。我说,我刚到美国,我自己也很穷。5美元对我来说太多了。我怎么会有钱给你呢?西班牙人说,为什么你不能得到五美元?你没读过《纽约时报》吗?他指着我手里的《纽约时报》说。这时,我突然意识到美国社会中不同经济地位的人阅读不同的报纸。经济收入将不同的收入群体分为不同的地区和社区。人们住在不同的房子里,说不同的语言,读不同的报纸。即使是最激进的左翼学者也生活在温暖的中产阶级社区,从不涉足危险的贫民窟或贫民窟。当时,我有一种感觉,美国的左翼思想界在谈论社会公平和正义,好像他们在谈论自己,与下层阶级的现实没有什么关系。后来,每当我与美国的左翼学者交谈时,我不禁想到,他们是在谈论自己心中的公平与正义,还是下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2011年6月20日,美国纽约街头无家可归的人。照片来源@ vision china

第三个冲击是美国社会的拉丁化。我来到美国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在不同场合向美国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许多美国人不愿意正视它。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拉丁美洲人进入美国,最终美国白人将成为少数。我刚来美国居住的地方是西班牙裔社区,我周围的所有居民都说西班牙语。总的来说,西班牙裔社区非常危险、混乱,从贩毒到其他一切。

这是美国一开始带给我的震惊。这些观点全面吗?我也没看过。人们常说中国非常复杂,很难用几句话来定义。事实上,美国也很复杂。人们越了解美国,就越觉得美国社会是复杂的。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发现了美国的另一面,这是中美之间的主要差距。众所周知,马克思在19世纪提出,未来的理想社会应该消除三大差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一再提出要消除中国的三大差异:城乡差异、工农差异、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异。然而,当我到达美国时,我发现资本主义美国的三大差异远低于中国。

首先,就生活质量而言,美国的小城镇高于城市。因此,许多富人离开了城市,去了小城镇和村庄。小城镇基本上可以在晚上保持开放,环境干净,充满田园风光。其次,美国农民的生活质量不比城市居民差。城乡之间的差距,工农之间的差距几乎觉察不到,甚至农村也比城市好。第三,美国技术工人的工资不低于甚至高于知识分子的工资。持证电工、水管工和木匠的工资不低于普通大学教授的工资。

这也让我开始思考这三大差异的存在是社会发展程度、现代化还是社会制度的问题。我逐渐意识到三大差异的存在最终是一个社会现代化程度的问题。社会生产力、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决定了这三大差异是否严重。从这个角度来看,必须承认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在美国呆了很长时间后,我逐渐意识到美国确实有自己的根源。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美国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但美国社会发展的根源和逻辑至今。当我在心里比较这两个社会时,我再次意识到一个国家或社会的道路和模式的选择不是由一个人或一些人决定的,而是由这个社会的历史基因和传统决定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国选择小政府和大市场的模式有其自身的原因。

一方面,美国社会的基层自治非常强大,这是从英国的基层治理中继承下来的。即使社区中没有政府,社区中的人们也能很好地管理它。后来我住在普林斯顿大学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政府很小,人也不多,但是整个地区管理得很好,这主要取决于当地居民的自治程度。虽然很少见到政府管理人员和执法人员,但当地居民非常自觉地遵守各种法律法规,许多地方事务由当地居民自己解决。这真的让人觉得政府没有必要做任何事。如果政府变得更大,那将是一个负担。

然而,与中国不同的是,一个强大的政府是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的保证。如果中国政府不采取行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都无法维持。美国人对政府角色的蔑视与中国人民对政府的期望形成鲜明对比。很难说哪个更好,哪个更坏。这只能归因于历史传统的差异。

观察网:从国外看中国,你什么时候明显感受到中国的变化?或者从你自己的心路历程中,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触动了你并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吗?

朱涵:自2008年以来,我一个接一个地回来,自2010年以来,我很少回到美国。当我1989年出去的时候,中国的情况真的不是很好。当时,西方封锁了中国,我们相对保守,缺乏改革的动力。然而,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我觉得中国的变化是迫在眉睫的。到1995年,变化非常明显,可以说每个月都是一样的。那时,我已经感受到中国在美国的发展,对中国充满信心。2000年,我认为中国超越美国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上,在我2006年回来之前,我和文扬老师已经在国外写了很多东西。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当许多国外的人批评中国时,我主动站起来保卫中国。当时,西方对中国的想象和非洲一样落后,同时也伴随着共产党的政治“专制”。但事实上,中国的情况已经很好,现代化程度很高,许多大城市都非常靠近西方。我认为我们有必要让美国人了解真正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发展道路。

2008年8月8日,北京举行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姚明是中国代表团的旗手。照片来源@ vision china

那时,我对国家的发展充满信心。虽然当时中国还没有赶上日本,但我们对中国的发展趋势十分乐观,对中国寄予厚望。我们认为中国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希望中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民族复兴。

这种信心来自我们对中国制度优势的分析,这也是中国能够成功的原因。改革开放十年后,我们会感到中国政府在做任何事情时都非常紧张和谨慎。它决心做好工作,如何发展当地经济,如何响应社会需求,而舆论也在给政府施加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将成为一种驱动力,所以你会看到,中国政府一方面是高度主观的,另一方面也在社会压力下努力工作。相比之下,美国政府没有这样的压力和动机。

举个例子,2012年美国遭遇飓风,我回来后就写了篇文章,用美国和上海作比较。飓风来了,美国气象部门早就知道并发出了警讯,但纽约市长所做的也只是出来宣布飓风要来了,请各位居民尽量不要外出,在家里看电视,多买点水,买点食物,让大家注意安全,但政府什么都不做。结果地铁、机场都被水淹了,城市瘫痪了好几天。而中国的情况恰好相反,有一年上海遭遇强台风,政府提前很多天就动员各部门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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